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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上)

作者:hzmcly   来源:原创   阅读:28333   评论:1
我的回忆之一
老 房 子(上)
胡忠明

            
江西吉安是我童年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每次去那里总要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这里讲的老房子主要是指吉安三街新村76栋。其实我在吉安三街新村这幢老房子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我在吉安总共生活了十年,前五年是住在吉安上永叔路154号,后五年住在吉安三街新村76栋。

现如今我已“白发无情侵老境”,回望岁月深处的艰难历程,每次去看望老房子都有不一样的心情,那里有我孩提时代的记忆,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为了不让一代人的记忆消失,于是就想写点东西,记录我人生走过的点点滴滴,不管是苦涩的还是甜美的,只要你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一种收获。 

一 公公去世

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公公身患重病。当初我们住在上永叔路房子是临街的二层楼房,面朝西,夏天太阳直晒在西屋,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况且临街的永叔路当时还是一条土路,车一开,尘土飞扬,窗户一直是紧闭,公公又重病在身,难以忍受这恶劣的环境,婆婆决定要搬到郊区的新村去住。

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底,我们从上永叔路154号搬到三街新村76栋,那是一幢呈条状形的小屋,红砖黑瓦, 屋顶是“人”字造型的,坐北朝南,由东向西住着四户人家。我们家住在最东面的南北套间里。房前屋后有农民种的水稻,也有居民们种的蔬菜,还有好多小池塘。公公对这个新居很满意,逃离了酷暑和满天的尘土,来到这里别有一番天地,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婆婆对此很高兴。其实当时新村的环境给我的印像是白天苍蝇多,晚上蚊子多,那时新村还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管道煤气,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水要到远处的井里去挑,烧饭用的是牛粪加煤球(牛粪晒干后,当柴烧一点都不臭,而且还有一股清香),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公公婆婆曾是江西的大户人家,也曾是吉安最大的工商业者,按现在的话说就最大的私营企业主,在南昌,樟树,吉安都有产业,主营中药。公公婆婆都是江西樟树人。提到樟树,大家可能都知道樟树人开的药铺在全国都有名,现在樟树已成为中国的药都了。其实樟树并不产中药,樟树药贩在全国各采购中药,带回樟树。久而久之樟树就成了中药的集散地。
婆婆说,老公公小时候家里很穷,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中药房当学徒。但我老公公很聪明,也很刻苦,跟着师傅学习中草药知识,不懂就问, 渐渐地他入门了,成了行家。在他不到三十岁时,自己就开了一个小药铺,老公公颇有经济头脑,慢慢地就把这个药铺就做大了,于是把这个药铺改成药店。药店名称“胡同仁中药店”,最后“胡同仁中药店”成为了樟树最大的中药店,在整个江西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公公继承了老公公的基因,做生意特别讲究诚信,对客户对雇工都真诚对待,没有老板的架子,其无形资产就是闻名遐迩的《胡同仁》金子招牌。解放后,公公的产业全都公私合营了,公公成了国营吉安制药厂的一名挂名厂长。

                
 胡同仁药店已失去往日的辉煌

 在我的印象里, 公公身体一直不好,到了一九六六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我清楚的记着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一个清晨,天空阴沉沉的,婆婆在大声呼唤着公公,一下把我给惊醒了,我赶紧跑到公公床边,小叔也紧跟着过来了。我大声叫着“公公,公公!”只听到公公大口喘气着,呼吸急促,声音越来越弱,直到慢慢地听不见了。我一下就傻了,问婆婆:公公怎么啦?婆婆说:公公可能永远要离开我们了。我一下哭起来,公公就这么走了,才五十五岁。二叔、二婶还有他们的三岁女儿晓霞也从永叔路住地赶过来了,我们一起跪在公公身边,任凭泪水哗哗地流。

婆婆忍着巨大的悲痛,和二叔一起安排公公的后事。公公要落葬了,身边只有二叔和小叔,还有三个子女在外地:我爸是老大,是长子,在上海;三叔在武北大冶,尚未结婚;姑姑在广州华南工学院读大学。六六年的八月,正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横扫牛鬼蛇神,破旧立新,“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婆婆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公公去世的事暂不告诉三叔和姑姑,不让他们有心里上有过多的负担。婆婆本来也不想要我爸过来的,但考虑我是长孙,长孙在,长子不在好像不太好。于是婆婆就打了个电报给远在上海的我爸,请他速到吉安奔丧。同时也有考虑我和我爸已有五年不见,让父子能见见面,届时把我送回上海读书,这也正是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来得还真不是时候。

我爸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天,把我送到吉安,到一九六六年时已有五年了。外婆曾经跟我说过,我出生不久,就送到了乡下人家里,不到一岁到了宁波外婆家里,五岁回到上海父母家,六岁到吉安,现在一晃五年又过去了,童年时期的我已记不清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子。现在我爸爸就要来了,而且是在公公去世的场合下才能看到爸爸,我的心情特别的难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和恐惧就会充斥着我的整个幼小心灵,我曾死死地捏着爸妈的的合影照久久地不肯放下,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父爱和母爱,泪水挤满了眼眶,模糊了照片上的爸爸妈妈形像。

八月二十五日,是爸爸到吉安的日子。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婆婆跟我说:

“忠明,三街新村在郊区,你爸爸还没来过,快到汽车站去接一下吧!”

我说“知道了”

我沿着新村旁的田埂路,穿过新村小学,来到一条通往汽车站一条土路上,一边走一边想,爸爸和照片上的那个英俊男人张得一样吗?我认识他吗?他还能认识我吗?要是不认识,错过怎么办啊?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看到正前方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子,梳着一个小分头,身着白色的确良小翻领的衬衫,下着灰色的西裤,手拎一个黑色挎包,脚蹬一双咖啡色风凉皮鞋,这一身打扮在当时吉安好时髦哦,一看就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当时他正和一个老表说着什么,我想应该是问路吧。我跑过去,怯声声说:“你,是爸爸吗?”

“你是谁啊” 他瞟了我一眼了说。

“我是忠明呀”

“哦,你是忠明。”然后转过头去和那老表道谢。又对着我说:

“你怎么才来?害的我好找。”

我没回答他,直直地往前走。

“什么时候可以到?”我爸问了我。

“马上就到。”我回答。

这段对话后,父子俩不再交流了,就这样默默地走着。

来到新村旁,突然窜出两只土狗,汪、汪、汪地叫着,打破了一路的平静。我忙说:“爸,你不要害怕,这狗只是叫,不咬人的,我们走过去,它们不敢过来的。”说着我就走过去了

“ 不行,你赶快过来,把它们赶走!”爸爸用他那尖尖的嗓门叫着,两腿直打哆嗦。

我一看爸爸没过来,敢紧跑过去赶狗,谁知这两狗,赶走这只,那只又过来了,随着狗叫声,又引来好几只狗。正在我们手足无措时,狗的主人来了,把狗吼住,我们才好不容易走过去了。

此时爸爸吓得脸色都发白,气呼呼地教训我:“你知道吗,古时有一对父子在外,父亲想吃肉,儿子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父亲吃。你看人家多孝啊。你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你想让狗咬死你爸啊?真是不孝!”嗨!这种联想太荒唐了,这是那跟那呀!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割肉啖君”典故,但人物故事全部被篡改了。典故讲的是春秋时代晋文公重耳落难流浪在外时,找野菜充饥,可是野菜实在是难以下咽。这时重耳的一个下属叫介子推的,就将他大腿的肉割下来给他煮成肉汤。重耳便对他说:“今后我若当上了国君,必定会重重赏赐你。”后来,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他将他的属下都赏赐了,唯独没有介子推,但介子推根本没有去计较了。事后晋文公想起来了,就想赏赐介子推,介子推并不想要那些功名利禄,就带着他的母亲躲到绵山去了。后来晋文公跑到绵山去想请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却死活不肯,一些嫉妒介子推的人便给晋文公出主意,让晋文公放火烧山,从三面烧,留出一面给介子推逃出来。晋文公答应了,但那些人却四面烧,将介子推和他母亲活活烧死了。这就是“割肉啖君”的典故的来历。

不远处哀乐声已经能听到了,我快步走进小屋,婆婆看到我满头大汗,忙问道你爸爸呢?我说在后面。婆婆赶紧叫停止哀乐,只等我爸的到来。这里要交代一下:由于天气炎热,公公在去世的第二天中午就进行大敛入棺,由长子负责入敛一整套程序由我二叔负责完成,留最后一道“下扎”程序将由我爸来完成即棺盖钉死。

爸爸走进小屋,婆婆拉着他的手说:“快给你爸磕个头,烧一株香。”

此时,爸爸看见一口黑色棺木,一下就扑在棺盖上,嚎啕大哭起来,众人一下被感染,悲哀的气氛又一次在空中弥漫,大家都在轻轻的抽泣。就在此时,爸爸又提出要打开棺木,要看看公公,婆婆说,“千万不可,现三伏天”,大家都明白了婆婆的用意。站在一旁的二婶拉了我一把,说“拿块手绢给你爸爸擦擦眼泪。”我拿了块手绢递过去说“爸爸,你擦擦眼泪吧!”爸爸的看了看我手里拿着的手绢,并没有去接,我尴尬着举着手,不知如何是好。婆婆看到了,从我手中拿过手绢,给了我爸爸。爸爸接了手绢,但我没看到他去擦泪水,不知是他嫌手绢脏,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泪水?

第二天,要出殡了。二叔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我们不能再搞披麻戴孝,吹吹打打那一套了,戴个黑沙就可以了,要搞一个移风易俗的葬礼,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好。就这样,公公的葬礼办得极为朴素。公公棺木徐徐抬出,一路上不散纸钱,不吹喇叭,在天华山上找了块墓地,我们一起培土,让公公入土为安。我久久地跪在公公墓前,不愿起来,愿公公在天堂不再操劳,愿我们永远平平安安。



         本人一九九八年在公公墓前

二  抄家

八月下旬的太阳火辣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风起云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传遍了吉安这个小城,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在各个角落破四旧,好不耀武扬威。三街新村好像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切都那么风平浪静,一派田园风光。二婶的弟弟肖文庆有一架120海鸥牌相机,在公公的葬礼上,二婶特地问弟弟借来拍照的。这架相机现在正在爸爸手里,他爱不释手,在那里帮张三拍一张,帮李四拍一张,邻居们像众星拱月般似的围在他身边,爸爸好不得意,完全忘了公公去世的悲哀。我们隔壁邻居罗洲秀,是新村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这里我要简要介绍一下罗老师一家。罗老师是家里老大,父亲早已去世,和母亲住在一起。罗老师的丈夫是文山路小学的一名领导,他俩有一儿一女。罗老师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除在奶牛场工作大妹妹已婚,不住在新村外,其余几个弟妹都和母亲及罗老师一家住在一起。其中大弟罗金根在读初中;小妹罗润兰就是在新村小学读书,后成为我的同班同学;小弟罗小兰在读小学二年级。罗老师那时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第二个小孩刚生完不久,那时吉安的女性,好像都不戴胸罩,只见罗老师穿着一件花布短袖衬衫,挺着一对丰满乳房,一上一下晃晃悠悠地走到我爸爸面前,“胡老师,什么时候教教我英语呀!”我爸爸那时是上海胶州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但罗老师什么时候知道爸爸是老师,还是英语老师的呢?在我印象中他们好像并没有接触过呀!

我正在纳闷,只听爸爸说:“那里那里,罗老师,快过来,我帮你拍几张照片。”他们好好像还很熟。

“好的,好的”罗老师笑盈盈地答应者着。罗老师那里是来学英文的,分明是要来拍照的嘛!因为那个时代拍照还是非常奢侈的。

几张照片拍下来,爸爸和罗老师谈话越来越投机,不知怎么,爸爸把话题拉到我身上:“我儿子胡忠明原来在古南一小上学,离吉安新村太远了,到时还得请罗老师帮帮忙,转学到你们新村小学读书。”

“胡老师,瞧你说的,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新村小学比不得古南一小,如不嫌弃, 到时叫忠明来找我!”罗老师很客气地说道。

“忠明,快过来!谢谢罗老师”爸爸在喊,我极不情愿的走过去了说了声“谢谢罗老师”转身就离开了。只听见我爸爸在我背后说“这家伙不讨人喜欢!”

我知道了,爸爸这次来是不准备带我回上海读书的了。

太阳要下山了,天空渐渐地暗下来了,房间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地跳着。婆婆在和爸爸说话:“忠明还是回上海读书吧,在这读书恐怕要耽误细丫崽的前途。”细丫崽是江西土话,意思是小孩子。
只听爸爸跟婆婆说:“我小时候不也在江西读书,不一样考进大学吗?”

“你那时读的书,你爸可花了好大本钱哦,说做商人被人看不起,一定要让你小学就上贵族学校,你上那个国立十三中一个暑假补英语课就得好五六十块大洋呢,忠明那能和你比啊!”婆婆说。
婆婆说得国立十三中是抗战期间在吉安成立的。1937年“七七”、“八一三”后,日本侵略军强占我国大片国土,战区大学纷纷内迁,有些中学也迁校。更有许多青少年、中学生、难童离乡背井,进入内地。国民政府便在内地各省(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设立国立中学,用来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给予公费上学的待遇,同时也吸收当地富家子弟自费生,以减轻政府负担。这类学校在全国共有34所,其中最付盛名的学校是冠名为国立一中到国立二十二中,这些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上集镇;国立二中在四川合川;国立三中在贵州铜仁;国立四中在陕西安康等。
     国立十三中,1939年在江西吉安青原山成立,主要接收杭州南昌失守后,浙赣路沿线的流亡学生,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支出庞大,以至各省的教育经费拮据,无力接纳有众多公费生的国立学校。这些学校都面临着解散的困境。由于这些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地方政府就把公费学生改自费学生,变成贵族学校而维持着。我父亲是当地学生,从上学之日起,就是一个百分百的自费贵族学生,那时家里有得是钱。
“现在读书有什么用,知识分子到处挨批,二舅还坐牢呢”爸爸口中的二舅是婆婆的弟弟,我应该叫二舅公。二舅公解放前就参加了民主党派,一生从事外语教育事业,大学学历,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爸爸小时候还跟着二舅公学过英语。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等,历尽坎坷,文革后平反,退休时享受离休待遇。婆婆对这个弟弟一直牵肠挂肚。

婆婆长叹一口气说“你去问问忠明吧,看看他愿不愿意回上海读书。”

爸爸把我叫到跟前,装模作样地说道:“你是回上海呢,还是在吉安啊?”

我说:“你不是跟罗老师说好了让我在新村小学读书吗?”

突然一个巴掌狠狠飞过来,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差点把我打到在地,脸上火辣辣的。

爸爸两眼怒睁,口爆粗话:“你这个婊子崽,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我直庭庭地站着,眼朝天花板,强忍住泪水,心里充满了绝望!

只见又一个巴掌要飞下来了,婆婆急忙拦住说:“有话好好说,打细丫崽干什么?有你这样骂儿子的吗,你这不是在骂你自己吗?他到上海还不被你打死啊?”

晚上,带着委屈和心酸的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看到爸爸张着大嘴,用刀在我的血肉模糊地大腿上把肉一块块切下来,放在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正烤着吃,我吓出一声冷汗,醒来原来是一场恶梦。噼里啪啦声音正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发出的声音,是红卫兵来抄家了,他们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在一堆。只见一个红卫兵正训斥爸爸,说什么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只见到爸爸萎缩在一个角落里,诺诺地说道:是的、是的,一定划清界限!我怎么看他都不像几小时前的那个耀武扬威“爸爸”,那种趾高气昂的态势哪里去了啊?

见此情景,我一轱辘爬起来,跑到红卫兵面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

红卫兵一怔,说:“小朋友,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抄资本家的家,是来破四旧的。”我还想说什么,婆婆一把将我拉开。

一个红卫兵立即跑过来把我们赶到屋外,有几个红卫兵竟肆无忌惮把些值钱的东西包括一些现金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有人说文革没有腐败,但这个腐败是我亲眼看见的。文革初期,能当上“红卫兵”的一般都是干部子弟,他们一会造这个反,一会造那个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我们新村附近,就有一个红军村,里面都是独栋的青砖小别墅,每栋别墅外面有围墙围着,有狼狗护院,和普通民房形成巨大差别。这些“红卫兵”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红军村的干部子弟,他们继承了父辈打土豪分田地的光荣传统。可惜的是他们今天打错了对象,其恶劣影响延续至今。现今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富裕了,很多人都会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子女也移居到国外,就怕再来一次抄家。

几个红卫兵大约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把婆婆家里的股息(股息是指当年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家财产实行赎卖给的凭证,每年计息一次)、公债等有价值的物品和文物一扫而空。临走时装模作样地列出一份抄家清单,好像有十来项,对着我爸说“过来验收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

“不用验收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爸爸又做出了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

“那好吧,过来签字按个手印。”红卫兵得寸进尺地说道。

“这个不用了……”

还没有等我爸爸说完,红卫兵凶神恶煞说“怎么,你不承认?”

“没有,没有,我签,我签”爸爸拿起笔来就签字画押。

此时,婆婆还在屋外,听说爸爸已经签字了,不顾红卫兵的阻拦,冲进里屋,看看了抄家清单,说:“我爱人已去世,你们总要给我们留点生活费吧。”

红卫兵指着爸爸说,以后你老母亲的生活费由你赡养。爸爸把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就这样红卫兵们仿佛像完成一项伟大任务,唱着语录歌消失在夜幕中。

红卫兵们走后不久,爸爸也趁夜幕掩护悄悄离开了吉安。他大张旗鼓地来,悄悄地走,带走的是家中最后一笔财产。这一别又是五年后才看到父亲。这是后话了,暂且不表。

红卫兵走了,但工人造反派来了,噩运一个接着一个。

在红卫兵抄完家的某一天,一伙自称是公公单位——国营吉安制药厂的造反派来了。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要看红卫兵抄家时留下的清单,看后故作严肃地拉着长腔对婆婆说,你们家还有私藏了重要东西没有交出来。婆婆说红卫兵都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了,哪还能私藏什么重要东西?那个头说,我就不信你们家没有金条银元?婆婆说公私合营时不是全部交给国家了吗?那个头说说,你不交出来,就得跟我们走一趟。婆婆说没有怎么交得出来?工人造反派不由分说就把婆婆押走了。

我和小叔一下就懵了。敢紧跑到二叔上班的吉安专区人民医院,把请况告诉了二叔。

二叔说“你们赶紧到制药厂去,婆婆不出来,你们就别走。我下班马上就过来。”其实二叔那时也遇到了麻烦,只时他没有说。

我们一路小跑,到了制药厂,这是我熟悉的地方。公公在制药厂上班时,吃不惯食堂的饭菜,都是婆婆中午时分烧好了饭菜,由我送给公公,等公公吃完午饭,再把碗筷带回来。我也时不时向公公“敲竹杠”,公公每次都会给我点零花钱,让我买东西吃,感觉那时真的好幸福。公公在制药厂里人缘特别好,有好些职工都认识我,他们看到我就说:是来找你婆婆的吧,并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房间,意思是说你婆婆就在那里。

我和小叔同时跑过去,拼命地敲门,门打开了,只见婆婆被造反派用凳子压住双腿,俗称坐老虎凳,我带着哭腔说,婆婆我们回家吧!造反派说不行,你婆婆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说着对着婆婆说,你家老二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婆婆说,那你们去找老二呀!造反派说,你就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说着就把我们轰出门外。我们只好在门外等着。

眼看着工人们都下班了,我们期盼着二叔到来,等啊等,不见二叔来。我跟小叔说,我去看看二叔去。

我一路奔向吉安专区医院,到二叔上班的药房门口,只见二婶抱着晓霞也在那,二婶告诉我,二叔被他们关起来交代问题了。我把婆婆情况也告诉了二婶。这时,我想起二叔说要我们不要离开婆婆的话,赶紧和二婶告别。

赶到药厂时,天已黑了,婆婆还在里面。我们就使劲地敲门,门从里面打开了,只见婆婆挺胸坐着着。一个造反派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回家去。我说:婆婆在那里,那里就是家,我们不回去了,就住在这里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老子成全你,说着就要把我关进小屋。这时另一个造反派过来,一番耳语之后,对婆婆说,我们这里不管饭,我们也很忙,没功夫和你纠缠,放你回家继续交代问题。看来二叔真是好样的,他们在二叔那里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找了个台阶放了婆婆。

我们一路搀扶婆婆回家,至今还记得婆婆在路上说的话:我们现在落难了,千万不要到外面惹事,但也决不能低三下四的,我们要抬头挺胸做个正直的人。是的,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决不能出卖人格。现在想想这种私设公堂,随意抄家抓人是多么的恐怖,但婆婆那种坚强刚毅性格,却深深地感染和鼓励着我,为我儿时生活提供了蓬勃生长的生命的养分,使我能在艰苦的环境里勇往直前。

三  辍学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份正是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全国串联,他们一起涌向北京,因为八月十八号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们把见到毛主席当作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们小学生还得上学,那年我应该上小学四年级。

开学前的一天,我去找邻居罗洲秀老师。我说:“罗老师,我要转学到新村小学读书。”

罗老师挥挥手说:“我又不管学生转学的事。”罗老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前两天还和我爸有说有笑的,文化大革命让人心变的多么的不测!

我说“你不是和我爸爸说过,转学的事要我来找你吗?”

罗老师一听就来气了说:“我又不是领导,你找肖主任去吧!”

我们家被抄,属于黑五类,罗老师这样的人就对我们开始避而远之了。

到了新村小学,找到了肖主任。肖长得一幅国子脸,老气横秋的样子,是新村小学教导处主任,名字叫肖彬,是当时新村小学最高领导,那时新村小学没有校长。

我说:“肖主任,我是这个学期升四(3)班的,是来转学的。”

肖主任任笑了“我们学校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哪来的四(3)班?”

我也笑了“我是古南一小升四(3)班的,要转学到你们新村小学。”

肖主任很和蔼的说:“哦,你是要转到我们学校来呀!欢迎,欢迎。你有没有古南一校的转学证明啊?”

我说没有,他说你快去古南一小开个转学证明。

               

现在的古南一小 

我又跑到古南一小。古南一小好热闹,墙上到处是大字报,有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也有老师贴老师和领导的大字报,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走进熟悉的教室,看到同学们在打骂嬉笑,不见老师上课。我又跑到教师办公室,往日安静的办公室也传出一阵阵吵杂声,老师们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闲聊,有的还在高声辩论!我走到我们班的班主任杨老师面前说:杨老师,我家搬到三街新村了,我要转学到新村小学去。杨老师立即给我写了个转学证明,说到校长室去敲个章。

校长室在二楼,只见校长室大门关着,还贴上了封条。有几条大幅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打倒黑帮分子王厚生!”王厚生就是王校长。王校长到什么地方去了,没人知道。

我只好返回新村小学,垂头丧气地找到肖主任,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肖主任看了没有盖章的转学证明说:你去四年级上课吧!我一听高兴极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激动的我一个劲地说谢谢肖主任,谢谢肖主任!

我被安排在四年级上课。但文化大革命风暴也同样蔓延到新村小学,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小学生们也分成两派,大家都在闹“革命”,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学期。

我的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是罗老师的妹妹,叫罗润兰。有一次她问我,你爸爸上次帮我们拍的照片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寄来呀?这肯定是罗老师要她妹妹来问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去问婆婆,婆婆说她也问过我父亲了,父亲说,这些照片看了会难受的,所以就没有去冲印。其实婆婆知道,他是舍不得那些钱,你不想印,就不要去帮人家拍呀!后来我都不好意思看到罗老师和她妹妹,走路有意识地绕开她们。

新学期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声势也越来越浩大,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上课就是玩。一天我正和同学们玩得很嗨时,被一个老师叫到办公室问道,你是上海人吗?这么多年来我和吉安的小孩子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一起嬉闹玩耍,一起下河摸鱼,一起上学读书,上海话早就忘了,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吉安人了。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老师接着说,在这上学都要吉安市户口的,如果有的话,明天拿过来登记一下,要是没有,明天就不要来上学了。

我回到家里,把新村小学 要户口的事告诉了婆婆,大家一想肯定是罗老师没有要到自己的照片搞的鬼。这时我想起了要找肖主任,请他帮我,但肖主任说报名读书肯定要户口的,城市户口的小孩可以在城市小学读书,农村户口的小孩只能在农村小学校读书,当时我答应你转学,我以为你有吉安户口呢!现在有人揭发你,说你没有户口。(这个有人揭发肯定是罗老师了。)我说我有上海户口的,怎么不可以上学呀。肖主任笑着说,那你可以把户口迁来吉安呀。看来肖主任也怕惹火烧身。

婆婆把我辍学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说要把我户口迁过来,后被婆婆阻止了。婆婆认为把户口从上海迁到吉安,以后就迁不回上海了。婆婆对我失学一事总感到不安,为我以后担心,希望我早日回上海读书。我说现在学校要么读语录,要么就是背“老三篇”,我都学腻了。婆婆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读书学本领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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