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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与文学

作者:王霁良   来源:原创   阅读:23114   评论:1
       烈日杲杲的夏季,蝉鸣声里,寂静铁箍一样箍住葱郁的群山,一个年轻人脱掉衣服,躺在晒得炙热的岩石上,背上立时烫起了燎泡,他几个小时躺着不动,望着天角久久不去的闲云,内心也像烈日炙烤一样的痛苦;深秋向晚潮气初泛,他徘徊黄河岸边,抹染夕晖的母亲河如一川铜水滚滚东来,岸上的空气洁净得如世界初创,暮色苍茫中他露宿河岸,夜听涛声呜咽,任凭迷惘的泪水濡湿两颊。——这位年轻人就是“文革”时期的朱多锦先生,一个山东师范学院不能毕业的学生,一个为思想付出惨重代价被时代抛弃的人。

  朱多锦先生1945年出生在齐河县赵官镇程官庄村,其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华工,远赴欧洲,47岁方才得子,他一生下来,善“阴阳五行”的爷爷便从他的八字中推算命中缺金,小名起为“多金”,这便是朱多锦名字的由来。土改时他家被斗,“四清”时祖父被划成富农,分家另过的父亲及家人被划成“上中农”,那时他有两位母亲,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少年时代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印象中从记事起到考上大学就没吃过一顿饱饭,60年代初的大饥荒几乎饿死。

  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期,以革命的名义来规范人的言行,要求人们需有不讲自由的理性的自觉、不讲自由的绝对的服从,而这正是戕害人性的专制的基础。“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① 。人,生下来不是接受奴化教育的,不是为皇帝拉车的,不是光有吃饭睡觉鼓掌的权利,人立于天地之间,要有独立的人格。早在高中时期,他就陷入思维的灾难,青春的炼狱中对哲学走火入魔。“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春(1967年春),还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连(系)65级学生的他,就开始了否定“文革”“文革研究”(所以现在世称他是中国“文革研究”第一人),同时写起反对“文革”的新诗。结果成了“文革”的“罪人”,一顶顶匪夷所思的帽子从天而降,压向这个硬性子不肯认罪的青年。那时的朱先生在周围的人看来是冒着点都点不透的傻气(今天看那分明是难能可贵的勇气),研究“文革”换来了“恶攻罪”的“罪名”,诗歌、日记被查抄,后来给诗人带来诗名的诗歌《告诉我,黄河》被搜出销毁。随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大山一样压来,灾难像脚下的流沙,稍用一点儿力,就会把他吞没;而内心遭受的痛楚,也像毒剂似的折磨着他,“我当时远离开人群,到山师南面的那些山里去,在山间小路上不停地跑、跑,我不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想到‘我’的‘存在’,痛苦就会袭来……我每天都在极端痛苦中度过,一天,我向济南南边的一座大山的悬崖上走去,当只要再迈出一步便是死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我停住了脚步——我想,我要活下去,我不能就这样去响应风在悬崖上的召唤。”(杨政:《“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击的延续,朱先生那时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潮涌一般不断袭来,于其仿佛比死还糟。 1970年春的“一打三反运动”像一团气浪把他推倒在地,——他被打成反革命,在宣布处决“反革命”的大会上被拉去“陪听”,结果是不分配工作,留校监督劳动改造(他所在的中文系65级同学于1970夏分配工作——先上部队锻炼);1970年秋,他随下乡办学的山师去了聊城,那年到了过年的时候,他的老师庄维石先生看他形容枯槁,连活下去都难,偷偷地塞给他五块钱,对他说:“我知道你很难,我给你一个任务:要活下去!”1972年夏天,他被发配到办在聊城西北的山师“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是只有屈辱和屈辱带来的痛苦守着他,他在干校当传达、种菜、清理厕所、垒猪圈,每天累得全身像散了架,仅有干校一条狗和他为伴。

  苦闷,无以释怀的苦闷,严严实实地遮蔽了他,在心灵的深处刻下了一道怎样的沟槽?!那是怎样的浊流啊!在干校,他默默地劳动,想把全部的痛苦埋进心田,想让它们安静地呆在里面,可是不能,它们时不时地冒出来,铁锈一样腐蚀着灵魂。他沉进痛苦的渊薮,无法向痛苦屈服,他必须捍卫内心的圣地,在痛苦中发出声音,他拿起了笔,痛苦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心底释化的压抑和屈辱,都化成笔下的诗行;诗歌成了他对痛苦的宣泄,对失落的人性的呼唤,对“文革”的抗议性思考,对苦难生活的反刍,同时也彰显着他不羁的情怀,给挥之不去的痛苦带来了慰藉,使心灵得以苏息,灵魂得以舒展。后来,他对那时的诗创作定位为“炼狱自己”的诗阶段(到上世纪末,他给自己的诗路定了三个阶段:炼狱自己、独行自己、成为自己”这样三个阶段)。 ——“我知道,有一天/将是连流泪/都是罪行的生活——/告诉你吧,日子/——我,永远只能是我”《我,永远只能是我》;“我恨——/恨我总有望尘莫及的星辰/于是,我鞭打自己/不断地催发奔命的灵魂/我恨,我恨——/恨我常常迷茫不测的风云/我恨,我恨——/恨我总在逝涛中遗恨”《岁月中,我遗恨……》;“我是煤/我要燃烧/我是太阳的骄子/我的胸中尽是/热的冲动、光的闪耀/我走过万古的路/为的是,为的是……——/为的是把热情投向今朝”《我是煤,我要燃烧》 ……在那个时期,他写出了《我,永远只能是我》、《命运》、《今天》、《风雪中离去的人》、《我是黄河的儿子》等好多有影响的诗歌。今天,他正进行的是现代城市诗的写作,同时也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诗歌研究中。

  “人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不容易明白自己实际在做什么,最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是谁、正在何处。”②知识分子其实是灵魂始终在炼狱中煎熬的人,要活下去,就得在痛苦中找出意义。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经受得住痛苦。必须要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脑子里都是无意识地跟着一次次的运动前行,而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拉车不认路、“指到哪打到哪”一无定见的驯服工具,形成了可怕的集体的无意识,这些人平安无事,生活得相当惬意,而执理敢言的朱先生则成了时代的“弃儿”,他大学比同学晚三年毕业,处的对象又悔婚离去,已成大龄青年的他后来在农村找了个妻子。他的现代叙事诗《妻意》(《21世纪初叶中国新诗杰作编目》中被推为“第一流作品系列”,名列第二位,其评语是:“才华、才情、才识,诗人是但有一掰把你连呼吸带触角一齐征服。”),在赞美其乡下的妻子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婚姻的些许的无奈。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完成了他的“文革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著作,出版了诗集《沉思岁月》和《发现与批判》文论集等。

  今天的朱先生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黑黑的清癯的面庞,瘦瘦的身材,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迈得挺大,一副急匆匆赶路人的样子。在现实生活中,他确实也是如此,每个周只有四天住在省城,他周一一早从齐河老家赶回济南的杂志社上班,周五晚赶回家乡,游走在家乡、都市之间。晨露初湿,他就已经登程;明月降临,还走在返家的途中。在夜色渐浓的黄昏里,土腥味儿浓浓的冷风拂入胸怀,庄稼地从脚下悄悄伸向黄河堤岸,伸向远方的天际。一个处在城乡交错、心离家乡最近的城市诗人,独行在郊区的路上,最是他万端感慨和梳理思想的脉络的时候。他的好些学术思考、诗歌构思、形象思维或抽像思维的撞击都是在回城返乡的途中完成的。“由于我对命运的思考,我的命运竟是思考命运的一种命运”③。十多年间往返奔波,寄居省城茕独一人,个中甘苦只有诗人本人清楚,他在省城没置下房产,在家乡也没置下可人的家业,没多少浮世的财物,到现在还背负着十几万的房贷。尽管自己一直受着经济的压迫,处在清贫的生活中,但他富有的精神储备并不是常人具有的,他今天更多的还是形而上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日甚一日地敏感,日甚一日地尖锐。他关注打工阶层、关注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对城市发展的忧患、对城市人群生存状态由来已久的忧患,作品充满了对当下痛苦与磨难的质询、孤独忧思、愤世嫉俗、苦闷彷徨的痛苦。他的现代城市诗,直通思辨,作为原生态的自在的写作,运用美的“审丑”来“反讽人生”,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批判精神,展示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品格。诗歌《城市走狗》、《美女时代》、《高架桥》、《斑马线》、《幸福的外壳》、《二奶》等注入了人的精神,把人性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的地面很硬---/她留不下你的足迹”(《今日入城市》);“她是一位渔人另辟的新港/她停泊那人过剩的贪婪”(《二奶》);“飞转的轮子越来越疯狂/这让每个人/时时担心被甩出车外/这让每颗心/刻刻不知寄托在哪里”(《城市——飞转的轮子》)。他还写了很多充满思辨的诗歌,如《民族的盐》、《由于下雪》、《野渡今废》、《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和一座楼》等,——“我们的长江和黄河/归宿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大海——/一片坦荡着大笑的苦涩/在大笑着的苦涩的下面/是煤一样的深思/在大笑着的苦涩的上面/是钢一样的季风//太阳·风·大海/结晶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结晶/——盐”(《民族的盐》)。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一位诗人型的学者”④,他的诗论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国现代诗建设》、《中国现代诗的思辨性审美》、《中国新诗“最后完成”的“最后形式”》等诗论广为人知,确立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

  今天的商品社会不动声色地消解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把文学当成抬轿子、吹喇叭的工具,和以前政治挂帅大兴“文学工具论”没什么两样。尽管一些钻谋下海、和经济沾边娱乐大众的作家挣到钱了,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寂寞和贫寒中的事业。“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歌唱娱乐人的歌妓”⑤,只有不为世俗功利所动,以全部的痛苦的精神能量进行毕生的经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文学观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观念的确立,付出的代价越大,在现实中就越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成就了朱先生文学作品的深沉厚重,诗歌是他剖析社会、抨击丑恶、平息内心痛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今天,还有些人无端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对他的作品进行这样那样的诋毁,其源盖出于对这位老诗人和他的作品的不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不该说却偏偏要说的人,一个打断骨头也得求真的人,一个以个人遭际和付出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换来当今思想解放的人,应该是有功于这个时代的人。

  一位诗人的作品,由于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而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价值。看一个诗人,不仅要看他能够立得住的诗,还要看他的身世、创作分期和有关他的论述,这样才能更准确一些。有诗评家说朱多锦先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此话虽有待商榷,但并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作家应该背对文坛面向读者” ⑥ ,一个真正的诗人未尝不是如此。朱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命运,不是分工”,他把写作看成他来世间的一种宿命,那是诗在写他,而不是他在写诗,他崇尚的一直是自在的写作。2005年,朱先生诗歌研讨会吸引省内外上百位诗人、诗评家的参与,一本专门介绍研讨会盛况的专著《泉林晤语》,在当下很有诗学影响。“文章憎命达”,富贵者写不出好作品,安于清贫,“迎风临川,破衫如帜”的朱先生,文学上的成就将是奉送给他的最丰厚回报。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很少有仰望星空的人,朱先生应该算一位,他的很多作品将在更远的岁月释放出光辉,正如省社科院杨政先生说得那样:“他可能在今天还比较寂寞,但是在他的身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评价他,研究他,尊敬他,认可他。”⑦  

  注:

  ①、摘自韦君宜女士《思痛录》。
  ②③、摘自朱多锦《发现与批判》。
  ④、摘自吴开晋《走进朱多锦的<沉思岁月>》。
  ⑤、诗人艾青语。
  ⑥、作家莫言所言。
  ⑦、摘自杨政女士《“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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